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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5 10:59 来源:磐安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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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5 10:06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8-05-25 10:06:31来源:中国教育报作者:责任编辑:康慧珍
11K影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德勇认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大国经济。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杨德山

  【观点提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一党”与“多党”结合在一起,采取合作和协商的方式,为了中华民族强盛的共同理想目标而奋斗。这不但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独创,也是世界政党制度的独创。

  习近平同志在今年全国政协联组会上,对我国政党制度的鲜明特点作了新的阐述,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对这一论断,不少学者从利益表达、功能发挥、绩效评估等角度对“新型政党制度”之“新”予以了说明,本文则从比较政党的视角略作阐释,以深化人们对习近平同志这一论断的认识。

  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相比之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诞生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已经存在了将近250年。从政党数目、相互关系、执政方式等要素综合考察,西方政党制度可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但无论哪种制度,都改变不了他们产生于、服务于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事实,如列宁所言,“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之所以还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只是在同一资产阶级中存在不同的阶层、集团并有各自特定利益而已。尽管某些时候,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利益的政党也能在政权机构中获得参与的机会,但由于其阶级基础在经济生活中处于屈从的地位,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政党政治运行能够发挥的作用甚微。

  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存在并难以解决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是“多党制”产生的缘由,而“民意”得到较为充分表达、多党轮流执政、政权更迭频繁、行政效率不高,是其主要特征。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以及社会矛盾相对简单,政治制度稳定性、延续性较强,为英美国家的“两党制”提供了社会环境,而势均力敌、力量固化、恶性竞争,是其主要特点。这两种政党制度在“一党制”出现之前,一直被政治学界视为常态,而“两党制”则更是理想状态。1928年底和1933年底,意大利和德国分别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一党制”。这种制度以个人独裁为基础,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与近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很快被历史潮流抛弃。

  与这些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相比,中国的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不同:一是有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对待政党问题,不像西方那样要么出于道德主义、要么出于功利主义解释政党的本性,而总是把政党看成是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实现者,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这就为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准备好了正确的认识基础。二是尊重中国政治协商文化。从赓续中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出发,谨慎对待近代西方的政治理性主义,及其理论构建基础上的代议制、选举制,更加注重传统协商政治理念的价值,“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以致往往采取在选举之前先协商,这为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准备好了厚重的实践基础。三是态度开放包容,思想与时俱进。关注西方政党制度、政党活动特点演化状况,并由此关注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态势,既是中共对外交往决策的依据,也是它对中国政党制度如何适应时代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完善的重要思考材料。当然,对来自西方社会的无端指责,中国往往也采取坚决回击的态度,这就保证了中国政党制度既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又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相比之新

  在中国政党制度产生和初步形成过程中,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对其产生了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从理论形态上看,可以追溯到共产主义政党成立之初,如《共产党宣言》就曾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从实践形态上看,则又可以上溯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尽管当时还没有工人政党,但三个工人阶级的政治派别却与一个小资产阶级派别展开了政治合作。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尽管斗争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内可能不会只有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存在,无产阶级政党之间不但要善于团结斗争,而且还要联合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一致行动。社会主义国家内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始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1917年到1920年该国曾实行过共产党领导的两党合作或三党合作制度。1917年12月底,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建立两党联合政府,后者有7人参加了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并担任了部长;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尽管没有参加政府,但在全俄苏维埃中仍占有一定席位。1918年3月,在是否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发生分歧,后者退出政府并发动叛乱,被镇压后,1918年8月,该党分化出俄国民粹主义共产党和代表农民利益的俄国革命共产党,继续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同年底,民粹主义共产党全部加入布尔什维克。1920年8月,共产国际二大决定一国只允许建立一个共产党,俄国革命共产党又并入俄共(布)。俄国实际上从1920年8月后才成为一党制国家。

  苏联“一党制”直接影响了后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选择。蒙古、阿尔巴尼亚本来就是实行“一党制”,后来更坚定了这一制度。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古巴、越南、老挝、柬埔寨本来是“多党制”,受苏联影响,共产党执政后都变为“一党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朝鲜表面上看保留了多党合作,实际上是“一党制”。1989年至1991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发生政治剧变,其实与它们长期固守“一党制”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了公有制,从理论上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即便不同的具体利益也应该由共产党来表达,但如果执政党的各级机关和部分党员干部习染上了官僚主义的恶习,表达渠道不畅,就很容易造成党群矛盾紧张;另一方面,共产党失去了党外有组织的监督,制衡力量弱化,官僚主义恶习就会更加毫无忌惮地膨胀开来。尽管这些国家在经济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党缺乏“自我革命”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最终也就逐步失去了“民心”——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多党合作的重要性,将“统一战线”视为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全国执政之后,党从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的实际出发,从党领导的“伟大事业”长远性目标出发,从中国政治协商的文化传统出发,没有取法苏联式的“一党制”,而是采用了特殊的“多党制”,甚至提出了“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的口号(“长期共存”)。当然,这个“多党制”,一不是西方竞争型的“多党制”,而是协商合作型的“多党制”(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二不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语义意义上的多党制(实质“一党制”),而是真实的多党制(互相监督);三是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执政党和参政党(不是“在野党”)之分的多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党制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相比较,其“新”就在这些方面。

  与中国近代史上其他政党制度选择相比之新

  中国人从理论上关注政党制度问题始于上个世纪初,但进入选择却是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从彼时到第一届国会解散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共有约312个政党、政团组织,活跃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政治舞台上。热心政党政治的人们大多以为“两党制”合乎天理人情,“国宜有两政党而不可多政党,宜有大政党而不可多小政党也”。但由于政党组织者多有“一党制”的追求,难容他党的存在,因此造成“多党制”状态。“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吸取“多党制”教训(反革命、不革命政党和政团组织破坏革命),坚定了“一党制”信念,“第三次成功,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故将来各埠选举代表,非本党人不可”。不过,后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给了他很大的启示,他产生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进行国民革命的思想。不幸的是,他逝世后,中国国民党政治上倒退,尤其是在南京建立政权后,长期坚持一党专制、不容他党尤其是进步政党存在的立场,直至最后被革命力量推翻。

  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有了与其他进步政党、政团组织联合革命的思想。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后,尽管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党内一度对外采取“关门主义”政策,但在抗战初期,中共就明确提出了“把各党派力量汇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形成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抗战中,中共始终坚持抗战至上原则,管控国共关系危机,赢得了国民党内部及其他党派、进步人士的尊重,扩大了政治影响;与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进行重大国事协商,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训政体制,要求实现民主宪政;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广泛推行“三三制”原则,践行自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理念。抗战胜利后,中共积极推动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争取国民党中民主进步人士的同情与理解,极大地限制了国民党继续维护一党专制的图谋。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一方面以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向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展示出自己理想、目标的正义性,展示出新中国的光明前景;另一方面以极大的诚意和耐心,积极扩大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共识面,并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展开斗争。1949年9月下旬,在中共的感召下,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齐集北平,参加由中共发起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新中国建立事宜。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形成。在其后近70年的岁月里,这一制度尽管经历风风雨雨,但日臻成熟,成为一项重要的基本的国家政治制度。

  与中国近代史上其他类型的政党制度相比,这一制度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即复杂的阶级、阶层结构及其与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关联: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带有革命性和动摇性的两面性特征;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者;农民中的贫雇农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无产阶级天然和最可靠的同盟者、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中农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和重要的革命动力之一,富农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份力量;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无产外,具有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且政治觉悟高,与农民能结成天然的同盟关系。基于这样的基本国情认识,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革命战略、策略,并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正确的政党制度选择。“一党制”或者极端的“一党专制”制度,不合乎中国基本国情,也与中国传统的多元、包容的优秀政治文化,与近代民主政治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相违背。西方国家“多党制”产生的基础是有比较发达的近代工商业但产业结构比较复杂,是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但民族构成较为复杂,有较深厚的民主文化传统但近代个体自由观念深植于民众心中,等等。而这些因素在近代中国难以寻觅,追慕“多党制”(包括“两党制”)的多为食洋不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反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突出了作为领导党、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又不是“一党专制”;重视“多党”存在的价值,但不搞竞争、冲突的“多党制”(包括“两党制”),而是将“一党”与“多党”结合在一起,采取合作和协商的方式,为了中华民族强盛的共同理想目标而奋斗。这不但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独创,也是世界政党制度的独创。与中国近代史上其他政党制度相比,这一制度就“新”在这里。

[责任编辑:康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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